裴国栋作品岁月沉思报道之（二）

 

         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记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天水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的献，多次受中央和省市有关部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前    言
 

       《岁月沉思》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我的家族和家庭生活及个人方面的实况。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的成败得失。《岁月沉思》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的经历呈现出来，表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和道路的血肉关系。它实际也是我人生的感悟，也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用艰辛的汗水和忠诚铸成的奋斗之歌！  
        时光悠悠，倾尽繁华。我从内心深处突然浮起一个荒唐的念头，如果生命可以再来，我选择谁都不曾遇见，一生平静，而又安然的走完，去享受那落日余晖的惬意，可惜，这些都是自己心中的一种假设，已永远无法替代那些已存在的事实，和那段伤感的回忆！
深感在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共享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历经万苦千辛，幸运的才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不幸的甚至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小路，坎坷、挫折陪伴着一生。募然回首，灯火阑珊处，闪耀着自己走过的轨迹，晒下了自己的斑斑汗水……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我走过的六十多个春夏秋冬，有磨难、有忧伤、有无奈、有期盼、也有欢笑。过去的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有些仍历历在目，件件在心，永远挥之不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以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战斗在改天換地的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了村上的民办教师，后来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学习；参加工作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新，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在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岗位的变迁。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那早已逝去的岁月在我心中引起了沉思，使我沉寂的心中掀起层层波浪，它时而使我兴奋，时而令我忧伤。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宁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这是我作人的准则。我习惯于換位思考，经常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系，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对父母敬孝不够。母亲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离开了人世，没有享一天清福。父亲独居乡下，孤苦伶仃，去世在劳作的田野。弟兄之间有时也磕磕碰碰，悔之晚也。这些痛楚我始终无法摆脱，像一只无形的手一样时常触痛我的内心。
回忆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衙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姐姐和兄长，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让人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记住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的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成败得失中记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作者：裴国栋
 

大型系列报道之二：记忆中的生活困难时期
 

        我已年过花甲，对过去的事许多大多都淡忘，唯有童年时期经过的饥荒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段苦难的岁月，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地烙印。
        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们那里发生了粮食短缺和饥荒。 实际也是全国性的的灾荒。据权延赤的纪实文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记载李银桥：“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我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1958年我八岁，已基本记事。记得那年八月我们稠泥河流域十几个村庄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名以稠泥河流域最大的村庄贾川村而启名为“贾川人民公社”，贾川人民公社下面成立了十几个大队，大队下面还设有生产小队。我们裴家庄和林家河庄为一个大队，裴家庄为林河大队的第五、六生产小队，林家河庄是一、二、三、四小队。
         公社化实行后第一件事是大办食堂。1958年夏天，作为人民公社建立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新生事物，公共食堂应运而生。“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这是当时人们对公共食堂的理解。媒体宣传也把大办公共食堂，上升为进一步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措施。裴家庄食堂办在一户地主成份人家的院子里。全村二百多人挤在一起吃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哭的、闹的、放屁的、撒尿的，啥样子的人都有，真是热闹非凡。一开始办食堂，公社干部带领民兵，挨家挨户把乡亲们家中的粮食搜出来上交办大食堂。起初，绝大多数村民只交出部分粮食，白天集体干完活，到大食堂用完餐后，晚上回到家里偷偷的做饭加餐，尤其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更是如此。后来，公社干部发现了，不让晚上加餐并通知村民交出家中未上交的全部粮食。由于大家交粮不积极，他们组织民兵巡夜查看炊烟，谁家冒炊烟就去谁家搜粮。还利用晚上夜深人静村民熟睡之机，带领民兵冲进村民家中挨家挨户进行突然袭击搜交粮食。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熟睡中，突然被叮叮咚咚的锅碗碰撞声、打骂声吵醒，定下神来发现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窄小的室内站着许多人，母亲跪在地上，手里紧紧抓住装有一升多高梁的布口袋，乞求他们留下这一升多高粱。父亲的脾气一直很倔强,一但做了决定,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他一边用手护着跪在地上的母亲，一边放开嗓门与来人论理。那些人不管父亲怎么说，怎么护，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上去把父亲推推搡搡抓了起来。可怜的母亲无论怎么乞求无济于事，他们把母亲推倒在地，抢走了这一升多高粱。母亲跪在地上乞求的情景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父亲当晚也因为家有“藏粮”问题，被他们带走。在食堂院子连夜召开批判斗争大会，对父亲和其他和我家一样有“藏粮”问题的社员进行批判斗争，逼迫交待再有无“藏粮”问题。第二天中午，父亲才被放了回来，看见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
        食堂刚办起时伙食还算可以，每天是包谷面疙瘩、烩菜、糊糊等。偶尔也吃顿烩菜豆腐之类。过元旦，还吃了顿大肉烩白菜来改善生活。这顿饭公社组织人员参观，介绍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好处，让大家坚定办食堂的信心。这样的大食堂吃了不到半年，生产队无粮支撑最差的食堂伙食标准，生活也越来越差。到了1959年6月，大食堂基本办不下去了，一日三餐，顿顿都是掺上大量酸菜的包谷面清糊糊。开始也不过分强调大伙在食堂一起用餐，允许把饭提到家里吃。每次开饭时，食堂管理人员用铁皮制成的喇叭形的土话筒高声喊:“喂……开饭了……开饭了……”。大家听到喊声就去食堂打饭。我家的饭是我和兄长去打，用瓦罐抬回家和父母一起吃。一次，我俩抬着打回的饭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将瓦罐摔碎，饭撒在路上的泥土中，兄长急得用双手把菜糊糊捞在手中哭喊着对我说:“兄弟!爸妈还等着我们抬的糊糊喝呢!让我们今天吃啥啊？”哥哥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带有泥土﹑柴草面糊糊的模样，在我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都感到无比的辛酸。
       1959年入冬以来，生产队没有粮食支撑最差的伙食，大食堂彻底断了烟火，社员们都各自寻找救命途径。实际这年我们那里粮食长势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强壮劳力都大炼钢铁去了，满地的庄稼没人管，到了秋天，加上阴雨连绵，高粱﹑玉米等作物在地里的秆上发了芽，烂在了地里。到了1960年春天，真正的粮荒逼近。特别在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真正的饥荒逼近。生产队的大食堂解散再也打不面糊糊，社员家里什么也没有。不要说粮食，就连起码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用具都没有。记得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全村人将麦场上打碾过的麦草重新铺开打碾，人力、畜力折腾了两天，也没寻找出多少秕子粒。我家六口人分了不到二斤秕籽柆，就用这些秕麦粒在春节期间喝了两顿面糊糊，也算过了个年。虽然没寻找出多少秕子粒，但翻腾出了许多麦衣，这些麦衣开春加工后充饥，也救活了不少人的命。
        开年，真正的灾荒逼近，家里没有一粒粮食，灾民们千方百计地各自寻找可充饥的东西，否则就被活活饿死。麦衣、谷糠、玉米棒等作物的秆、壳晒干推碾成粉，筛子底下粉末加工后充饥。后来，这些东西也都找不到了，我们满山遍野寻找田鼠、乌鸦及草根之类煮熟了充饥。兄长发现秋天收割莲花白菜时残留在土中的根须煮熟可比充饥。莲花白菜的根须从地里拔回来煮了吃是当时的上等美餐。我和哥哥到处去寻找秋天收割莲花白菜时残留在土中的根须。有一天兄长带上我徒步三十多华里去太阳镇山沟里去寻找。这个地方人少地多，生活条件比我们村好些，估计能找到秋天收割莲花白菜残留在土中的根须。我和兄长对在这里寻找到莲花白菜的根须抱着很大希望。结果跑了一天的路，不但没有找下莲花白菜的根须，而且差点回不到家。我们去时肚中空空，饿得前心贴着后背，加之天寒地冻，路途远，晚上十二点左右哥哥还背着我在那山沟里艰难的往回家走。父母亲在家差点急疯，一踏进家门母亲抱住我弟兄俩放声痛哭。
        那时，我们全家人也命在旦夕。母亲弱不经风，下不了炕，父亲魁梧健壮身躯变得瘦骨嶙峋，我们姊妹四人个个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父亲急去党湾村，求二伯父和三伯父帮凑些谷糠之类来救救我们姊妹的命。党湾村人少地多，情况比裴家庄好些。党湾村二伯父、三伯父家情况也比我家好的多。他们俩家找了有一麻袋左右的胡麻壳衣。拿回家让我们充饥。胡麻衣人吃后会过敏，身上痒得实在难受，连头发和眉毛都掉光了。
        油菜是越冬作物，在未发芽之前它的根须埋在土里，找到油菜的根须可以充饥。我们发现后找到油菜地块就一苗不留的挖出吃掉。结果那年油菜未收获，几乎绝了种。到了二、三月间，地面开始吐绿发芽，芽苗很小，拔不出来，我们就象牛羊一样爬在地上满山遍野的啃吃嫩草芽。那时，管它是什么草，能吃不能吃，有毒无毒照吃不误！生产队种玉米，队长为防止大伙偷吃玉米种子，就把人粪尿和种子搅拌均匀后才运到地里下种。可是，队长一转身，大伙立即用土在手里搓搓往嘴里塞，什么脏不脏、臭不臭、人粪不人粪全然不管。生产队死了牲畜可是一件非常庆幸的事，知道死了牲畜能吃上死牲畜的肉。我们经常盼着生产队死牲口，一听说生产队死了牲口，就早早的提上竹篮排队等着分死牲口肉，唯恐去迟了少分几两。
        在那个年代我还品尝到了吃树皮的那个苦涩滋味。裴家庄村西头有个叫坟茔畔的地方，坟茔畔突际是邻村林家河庄毛姓人家的祖坟之地，也有人叫毛家坟茔。这里过去全是坟头，坟内长有五、六棵三、四人都抱不住的大榆树和大楸树。这些树直径都在一人高以上。现在，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这样粗壮的树木。饥民发现榆树皮加工后可以充饥，便你争我抢不到半天时间，这几棵高大的榆树从根部刮到了树稍。我和父亲也从树上刮下了许多榆树皮，拿回家经过凉晒和锅中烘焙干后再上磨推成粉，用粉做成面片吃。那个苦涩味，现在想起来都恶心。
       1960年冬到1961年春，是最为困难的时期。极目之处，不是一具具瘦骨嶙峋的骨架，就是浮肿可怕的男女老少。因为饥荒，社员的身体大都垮了下来。消瘦、浮肿等很普遍。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已经很突出。1961年后半年，自上而下犹如发过高烧的病人那样，大烧退去，头脑也冷静下来。开始正视眼前与千千万万人民性命攸关的现实问题。政府着手从外地调拨供应粮来抢救人命。政府的关怀像一股巨大的暖流，温暖着千万颗善良的心。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埋怨政府，只是勒紧裤带过独木桥。当时，政府一方面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另一方面下拨供应粮来救命。只不过供应粮少得可怜，大人一天三两，孩子二两，用这些救济粮来吊命。我家六口人都是强壮劳力，年龄最小的我也十多岁了，饭量大，供应的红薯干，来不及加工就被生吃掉了。供应的黄豆炒熟后按人头数按颗进行分配，每天几颗都得定量，今天多吃几粒，明天就得少吃几颗。
        好不容易熬到三月，大地复苏，万物吐绿，野菜、树叶就成了灾民的美餐。把生苜蓿芽用生小蒜包起来吃虽可止饥饿，但满口流绿水，连拉下的大便都鲜绿鲜绿的。记得那时我成天去地里为家里掐苜蓿、拾苦蕨莱，拿回来煮着吃。实话说，如果不是野菜救命，不知还要死多少人。
        后来，随着小麦等粮食作物的成熟，社员偷吃生产队地里的庄稼就成了普遍现象。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白天都是好人，天一黑就都成了“小偷”，偷粮时偶尔互相碰上也假装不认识，你偷你的，我偷我的，各偷各的，互不干涉。生产队干部发现了就组织社员批判斗争，今天批斗你，明天批斗我，斗来斗去大家都不要脸皮了。于是，斗归斗，偷归偷，白天挨斗晚上照偷不误。社员偷干部也偷，社员偷地里的，干部偷保管室的，只不过“刹小偷小摸风”只整社员不整干部。
        在这样的情况下，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成了风。媒体上今天说这里的粮食亩产过千斤，明天又说那里亩产吨斤粮。公社还召开了“放卫星”大会。把各生产大队的干部召集起来“放卫星”报产量。这个大队的干部说他们那里粮食亩产双千斤，那个大队干部又说他们这里亩产超吨斤。最后那个大队报得最多最光荣，给报得多的大队干部披红戴花，上“光荣榜”。对报得少的插黑旗，进行批判斗争。粮食明明减产，社员饿着肚子，却弄虚作假说粮食大丰收。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口袋下面装上麦草，上面放点粮食，看上去就是粮食成山。让地方官员不着边际的把牛皮吹上了天，他们的乌纱帽保住了，可老百姓遭了殃！
        不可否认钢铁产量的高低对国家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时在“以钢为纲” 的思想指导下，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盲目蛮干“大炼钢铁”的劳民伤财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到处都修建了所谓的土炼钢炉。把祖先留下来的树木进行“剃头式”的砍伐；把祖先留下来的带有金属的器物，甚至社员的带有金属的生产、生活用品、器物也被统统收缴起来炼了钢铁。记得在1958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公社组织开展收缴钢铁的夜间行动。挨家挨户把村民锅、铲、镢头、铁锨等带有金属的成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统一砸毁收缴。有天晚上我都熟睡了，一伙人冲进家门，把家里几乎所有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连门环、门锁都被撬了下来，一卷而去。他们根本不管以后再锁不锁门，镢头铁锨再种不种地，凡正都得上缴去炼钢铁。我家土改时分得一个据说是明朝时期制作的精制黄铜火盆，非常精美，被当场砸了个粉碎。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个火盆是非常珍贵的文物。这些收缴的器具打碎后，投入到用土坯垒成的土“炼钢炉”中化作废渣。
        直到1962年秋，国家调整了当时的政策，给社员划分了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和小片开荒。经过饥荒的农民深知粮食的可贵。父亲利用工余时间除精心作务自留地外，又在牛羊都难以行走的陡屲荒坡上开挖了大大小小七、八块小片荒地。最大的不过三四十平方米，最小的只有三五平方米。这些小片荒地运送肥料很不方便。父亲和兄长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利用放学后或星期日就往小片荒地运送肥料。担不成就一筐一筐往上提，知道收获后会填饱肚子，再苦再累心里也是乐滋滋的。我家在这些小片荒地种上小麦和洋芋、白菜等作物，秋季也有一定收成，对家庭生活也起到了添补作用。从那年开始，我家的情况也就慢慢好起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不可否认曾经的错误，但我们仍然爱自己的祖国，要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心，一份努力，其实很简单，不乱丢垃圾，不浪费，不去做那些令人厌恶的没素质的事情，遵守社会上的规则，比如不闯红灯，不插队……能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稍稍施加一把援助之手。
        那个年代的事早已成为历史，史学家将如实记录在史书之中，前车之鉴不会忘记，相信后人不会重蹈覆辙，我们的国家从此将会走向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责任编辑：刘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