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大型系列报道连载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本报北京讯）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新闻工作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区司法处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天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曾多次受中央和省、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2016年5月份少华社长采访作者裴国栋时的合影。


 

自       序
 

       我原定的书名为《往事回睦》，在修改时总感到平淡无味。文章中涉及的许多内容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人生、世事的一种洞察和审思。即更名《岁月沉思》为本文的书名。

       书槁成文后“中国报道新闻社”以《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为标题分别在“中国报道新闻网”、“中视网”、“一画开天艺术网”三个媒体同步并机连载。对我鼓舞很大，督促我对此文进行了修改校正。

       《岁月沉思》实际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个人、家庭以及整个家族在社会变革中的悲欢离合。本书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旅程中的成败得失。它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经历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表现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血肉关系。实际是我人生的感悟，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也是本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时光流逝，荏苒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消失了。

       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享受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和万苦千辛才幸运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远去的尘封往事值得品味，逝去的青春值得回忆，走过的路子留下了时代的印痕，藴含着成长的足跡。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的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后，在生产队“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披星戴月，战天斗地，投入到改天换地的战斗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当上了民办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在教书育人的行列工作了五年多时间；后来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特殊环境下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三十五年时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从一名农村放牛娃到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经历了身份的变迁和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心。

       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的岗位的变迁。这些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把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开始回忆走过的路、沉思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事件和人物。

       回忆走过的路，我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部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连，我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在人前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代人坎坷的经历和辛酸的奋斗史，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牢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贺国栋同学《岁月沉思》付梓

 

冯天真 于甲午秋月
 

黄河岸畔幸识君，
 

四十年来谊长存。
 

生计艰难半书泪，
 

事业有成一路平。
 

孝親未尽终抱憾，
 

仁爱永留昭后生。
 

大梦醒时向晚唱，
 

妙笔生花著乡亲。
 

★  冯天真：作者系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学。

 

记事篇


“农转非”户口的诱惑系列报道之（十）



 

       农业户和非农业户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农转非”户口是计划经济时代户籍管理中的一个办理程序。确切地讲就是把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使“农转非”户口的人开始享受城里人的社会福利待遇。

       现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户和非农业户区别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年代想把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对很多人来说是件可望而不可求的事。

       1974年9月，我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后，我个人的户口就变成城镇户口，可家属子女在农村，户口仍是农业户口。“农转非”户口问题整整困挠了我的前半生。因为“农转非”问题解决不了，迫使我多次放弃去大机关和去省城工作的机会，放弃被提拔重用的机会，放弃在地委机关工作而调回了原籍清水县老家。

       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着城里人﹑乡里人，农村、城市，这样两个别样的文化氛围。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完全是两个天地，两个别样的对待。计划经济时代，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都是以户口性质为依据。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镇居民享有许多农民所享受不了的社会福利，如：福利分房、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就业、养老等等。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城乡差别尤为突出。城市户口的人可以享用国家廉价供应的粮油及其它生活用品。记得当时给城镇人口供应的面粉价格每市斤只一角四分钱，食油每市斤八角四分钱。而集市上交易的面粉每市斤六角左右，食油每市斤八元左右。国家供应价和市场价相差四倍之多。

       在那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买什么都得凭证。每户发一个《购物证》的小本子，买什么物品都得按规定的物品品种限量购买，填写记载，不得超越。同时专项商品有专项商品的票证。如粮票、布票、煤票、肥皂票、食盐票等等。有了这些票证才能按国家供应价格购买，否则就得在自由市场按高价购买。人们习惯的把凭票购买的商品称平价，市场购买的商品称高价。农村也发《购物证》，只不过只是布票、煤油票，其余的商品都得走高价。从商品购买上可以看出国家对待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有很大差别。农民日出日落，面对黄土背朝天，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自己养活自己。工分又不值钱，一个强壮劳动力干一天活挣十分劳动工值，每个工值在我们那个生产队只值一毛多钱，也就是说一个强壮劳力干一天才获得一毛多钱的报酬。妇女劳动一天的报酬只有几分钱。子女就业方面更加不平等。城镇户口的孩子初高中毕业下几年乡就回城全部被机关、工厂招收录用，而农村户口的孩子初高中毕业后就全部变为回乡知识青年，仍然逃不脱“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农村孩子参军入伍，在部队摸爬滚打几年，退伍复员后仍回到农村，参加到那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行列。而城镇兵是全员安置在工厂、机关单位工作，吃上了旱涝保收的“皇粮”。

       面对这种情况，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是好好读书，考上大中专院校毕业安排工作后，户口才能随之转为城镇户口，这才算熬出了头。因此农村孩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对考学非常重视，也非常珍惜上学读书的机会，在学习上下功夫比城里孩子多得多。这样，农村孩子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比例也比城市高，在城市机关单位﹑工厂企业工作人员中农村人占的比例也比城里人高！

       这种管理体制不但没有缩小城乡差别，反而使得城乡差别的悬殊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农转非”户口的诱惑力也越来越大。

       我个人的“农转非”户口虽然解决吃上国家供应粮。可孩子一天天长大，孩子的上学、就业等问题迫在眉睫。那时农村孩子是户籍管辖必须在户口所在的农村上学读，不允许在城里上学读书。像我这样在城里工作的“半工半农”户人员，解决“农转非”户口大都是为孩子将来就业前途考虑。

       父母亲和妻子儿女都在乡下，我前扯肠子后扯心，不能专心致志地去工作。我一人在城市生活，乡下全家人的温饱问题始终存在问题。我一个月五、六十元的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人，还得依靠家里的几亩薄田来养家糊口。这样，我不得不放弃去大城市、大机关工作的机会，调回原藉工作帮务责任田。

       1979年《甘肃日报》社从各地区和市州新闻报道组和通信员队伍中物色选调驻地市记者站记者，我当时是物色选调的对象，但因家庭拖累我只好放弃去省城工作的机会。八十年代初，地区筹备成立《天水日报》、《天水广播电视台》等地级新闻媒体机构，我仍是物色的媒体负责人人选，也因上述原因只好放弃。后来，母亲去世，父亲失崖致残，妻子患病，我受责任田的拖累，不但仕途上没有长进，反而被迫离开天水地委机关，调回原籍清水县工作。在清水县委工作虽则照顾家庭方便多了，但“农转非”户口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仍摆脱不了作务责任田的艰辛。县上基层工作的干部中年龄比我大﹑工龄比我长﹑资历比我深的干部多得很，象我这样的人解决“农转非”问题仍不知是猴年马月。

       1984年8月，《甘肃日报》刊登了酒泉地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招聘内地干部到少数民族地方工作的报道，并承诺去那里工作可以解决家属子女“农转非”户口。我似看到了一线希望，即写信向该县报名，果然时隔不久，该县一名副县长和县委组织部部长来清水县考察。那时我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记得他们很神密的以我大学“同学”的身份约见我。在县招待所客房约见时才知道他们是很策略的考察，怕考察达不成协议对考察对象造成不安心工作的影响。他们很认真地向我介绍了该县县情﹑招聘对象的条件和优惠政策等等。原来这个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县，畜牧业生产所占比重大，经济、文化和内地比相对滞后。我也简要介绍了我的生平简历和家庭状况及本人要求。可以看出他们听了后非常满意。那名副县长对我说：“你有新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经历，现在在内地任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我们打算你在我们县可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同时，我们县上给你安排住房、解决家属子女城市户口，妻子可安排在我们县办工厂工作。如果同意即可签约合同。”当我从上衣口袋掏出笔签字时，老父亲的身影从脑海中一闪而过。去那里工作虽然解决了“农转非”户口，有了住房、妻子也安排了工作，但怎能把年迈高龄老父亲带到那远离故土的边远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如果去世于异土他乡就给我造成终身遗憾。我两眼呆呆地瞅着天花板，一动也不动，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发呆，好长时间没有说一句话。他们也看出了我不愿前往的心思。紧接着我很不好意思的把老父亲的事讲了一遍。他们听后也很同情，表示有实际困难也就不免强了。对这次失约我感到非常愧疚，为了挽回因失约给他们造成的损失，我就向他们推荐了县委党校一名姓曹的干部。因为这名干部在交往中也经常提及到对解决“农转非”户口问题的迫切与无奈。当他们听到我另有推荐人选时，他们很高兴地让我即带他们去寻找这位姓曹的干部。这位姓曹的干部家在清水县城郊李家崖村，离城不到三公里，我乘坐他们带的小汽车，连夜去找见这位姓曹的干部。没想到这位姓曹的干部对我的推荐非常高兴，很情愿前往该县工作，即当场签约了合同书。他还急急忙忙在家连夜给我们做饭吃，简单招待了我们。后来，听说这位姓曹的干部在这个县党校任教，后提拔为该县党校校长﹑县委宣传部长等职。

       我就这样白折腾了一场，家庭的“农转非”户口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我家的“农转非”户口是在特殊的环境下，用特殊的形式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八十年代初，一度时间社会治安恶化，刑事犯罪突出，群众的安全感受到影响。从1983年开始，国家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严打”整治斗争。在斗争中各地抓获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要求各地建立劳改场所，解决关押人犯的问题。1984年9月我报名去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工作，当了一名狱警才算解决了家属子女的“农转非”户口问题。“农转非”户口问题解决后，才把家属子女搬进城，分配了住房，孩子也在城里上学、就业。我也从劳改单位调市司法局、市委政法委市直部门工作。从此在政法部门工作一直到退休。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对国家政治、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我国的户籍制度在建立之初就与控制人口流动、限制公民自由迁徙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城乡之间的迁徙限制更加严格，同时由于不断在户籍制度上附加各项不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我国最终形成了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如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严格控制自由迁徙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带来许多不利影响。打破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保障公民平等享受各项社会福利，共享文明成果已成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特别是目前涌现出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虽然“农转非”户口问题实际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但这段历史必须记入历史史册之中。
 

【责任编辑：刘海洋】